其一，法律关系客体不同。
或问，既然宪法在本质上是一个确断性的规范体系，那为什么还会存在或自然派生出这种具有强烈社会性色彩的功能呢？对这个疑问可以从宪法的性质和特点得到解释。有些符合科学精神的、有益的元素便可以吸收到自己的系统中来，丰富其内涵，扩展其适用的效能，从而增加了活力。
所谓原教旨主义，也称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产生于19至20世纪之间，曾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一个自觉的基要主义运动。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到美国制宪时，仍有约半数的州仍然具有某种形式的官教，且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在国家设立官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次，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关系到宪法实施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基础。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3]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 习五一：新世纪呼唤新的启蒙运动[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12—20（3）。2005年9月16日，美国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发表公开信，反对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试图将智能设计论列入基础教育课本，并指出，这是试图把科学话题政治化。
具体说来，即使你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或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或者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评价有关社会或者国家的根本事务时，都必须自觉地顺从和采用由宪法确认下来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这在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等重大事务上，尤其如此。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这种意义： 第一，宪法规定和体现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必然能够成为，至少应当能够成为社会主流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总统拥有行政权，得任命各部部长且不向议会负责，得向议会发布国情咨文。
毋庸置疑，1958年的宪法委员会是一个虚弱的机构。作为法兰西第一部共和宪法，它重新拟定了一个《人权宣言》[11]，在确认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对公权力的运作进行了设计，但其内容也显示了乌托邦的一面，在严峻的情势之下随即被束之高阁。[8] 1792年9月20日，通过普选[9]产生的国民公会（la Convention）通过决议废除国王，并于9月22日决定法兰西自1792年9月21日开始作为共和元年，即法兰西第一共和。第5条则规定，司法权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法官来行使。
[111] 如果考察宪法委员会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可以发现其在设立之初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表现得颇为温顺。这样就把宪法文本的其它内容排除在了合宪性审查依据之外，即宪法序言提及的1789年人权宣言和序言本身所列举的体现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原则的各项社会权利。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宪法委员会对于公民权利和自由保障的考虑，这个在前文中介绍阿尔及利亚事件的时候没有展开论述。[109] Fran?ois Luchaire, Procédures et techniques de protection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fran?ais, see: Cours européenes et droits fondamentaux, dir, Louis Favoreu. économica, 1982,p.56-57. [110] Dominique Rousseau, Droit du contentieux constitutionnel, Montchrestien, 2001, P.23. [111] 李晓兵：《论法国宪法委员会合宪性审查实践的创造性》，《东岳论丛》，2008（5），79-82页。其实卢梭没有哪一方面该对法国大革命‘负责，但的确是他无意之中制造了革命意识和革命实践的文化材料。[107] 这样的目的从制宪者所拟定的宪法文本就可以看出来，首先是宪法的第34条和第37条对议会立法和行政立法的领域进行了区分，特别为行政立法领域保留了空间，这和法国传统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别。
这显示了法国大革命者对于公意的普遍信赖，他们对于立法者的理性拥有充分的信心，因此，他们将不可度让的神圣的自然权利通过实在法的形式来规定。（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97]从实践上来看，1852年宪法在颁布之后不到一年波拿巴就将第二共和改变成了第二帝国，而这样的转变又是得到了当时法国人民的同意和支持，这在1852年11月21日和22日几乎以全票通过的公民投票中得到了反应。因此，1791年宪法标志着法国宪法发展演进的起点，后来法国各部宪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此部宪法的一种回应。
国王可以召集王国的三级会议和各种政治团体，但是同时又可以超越于各种政治利益团体之上，并成为把它们团结起来的象征。但是制宪者没有对宪法序言中所重新确认的1789年人权宣言以及1946年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予以明确。
这是一个具有双重特质的法律文件，既恢复和确保国王的权力，又回应了时代发展和变革的需要。[68]1962年宪法修改赋予了总统更大的民主合法性，而设立之后一直保持默默无闻的宪法委员会在1971年结社自由案中的裁决则表明议会权力不可再超越宪法而不受任何限制，特别是以此案为起点，宪法委员会基于对法治国家坚决而彻底的追求，以其合宪性审查实践推动着法国民主制度从议会民主制到宪法民主制的发展。
在第三共和期间，法国有一个影响颇大的宪法学家马尔伯格(Raymond Carré de Malberg) ，[56]他主张应该区别国民主权（souveraineté nationale）与人民主权（souveraineté populaire）。所有权制度、物权、民事及商事义务。在败下阵来之后才发现，拿破仑这把战刀并不是任人使唤的，真正被人利用的绝非他人，恰恰是自己。因为人民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需要制定宪法的时期危险而艰难。[89]不过，在之后不久，西耶斯的主张就得到了实现，那就是在共和VIII年所设立的护法元老院和第二帝国时期的参议院，这是一种将合宪性审查和议会职能相结合的设计。
在宪法起草过程中，西耶斯以自己的法律素养与拿破仑的政治手腕展开较量，但最终诞生的1799年宪法即共和八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l,An VIII - Consulat - 22 frimaire An VIII, 13 décembre 1799），却是一部根据拿破仑的意志拟定的新宪法，[14]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拿破仑宪法。一开始人们引证和评论孟德斯鸠，最后却只谈卢梭了。
参看，Fran?ois Luchaire,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Tome I – Organisation et attributions), économica, 1997,p.13. [31] 第二制宪议会在起草宪法草案时，对四月宪法草案作了适当但并不算太大的改变：（1）对宪法序言作出了调整，缩减了条款，不再区分传统自由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但是强调当代的新的社会经济原则。这使得合宪性审查制度既缺少存在的必要性，也缺少真正的发挥作用的政治空间。
新的宪章未确认君权源于神授，国王与议会之间达成了协议，甚至可以堪称是政治契约的典范。[41] 该授权法对政府方面提出了两项限制条件：（1）成立宪法咨询委员会（comité consultatif），其成员主要是议会议员，由国民议会和共和议会的权能委员会（commissions compétent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et du 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来任命，议会各委员会决定各自指派成员的数量，必须至少有1/3的成员来自议会的这些委员会，宪法咨询委员会中2/3的成员应该由议会有关的委员会来任命。
同时，1802年修改宪法以后元老院成员又是由拿破仑任命。再者，宪法第61条第1款规定：各组织法在公布前，以及议会两院规程在实施前，均须送请宪法委员会审议，并将各该条款之合宪性予以宣告。参看，Frédéric Bluchel, Manuel d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UF, 2001, p.269. [30] 四月宪法草案包含有一个宪法序言，它以宣告法国人民忠于1789年人权宣言所确认的原则为开端，其具体内容为传统的自由权利和新的社会经济权利。相比而言，1793年《人权宣言》比1789年《人权宣言》要更长一些，一共有33条，更强调对于平等的尊重，更重视对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保护，其确认了国民主权原则，规定了普选制度，因而也更具有民主的特征。
[60]在法国宪法发展史上，也还有另外一些学者对于卢梭的公意说和人民主权学说提出过质疑，像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就对人民主权学说进行了反思。对公布后的法律不得进行审查。
第二部分集中对元老院(Les Sénats conservateur)的组织、运作和程序作出规定（当然其他部分也涉及到元老院和其它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内容），其主要职责是审查立法院表决通过的立法案是否违反宪法，并最后将审查合宪的法律呈送第一执政公布。参看John Bell：French Constitutional Law，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2，p.20-21. [85] 付子堂：《美国、法国和中国宪法监督模式之比较》，《法学》，2000（5），15页。
共和III年宪法最后一条（第377条）还以一种非常模糊却又极富感情色彩的语言将宪法的遵守寄希望于共和国各个机构和公民。[36]早在1946年6月，戴高乐就在其贝叶演说中提出了他的制宪主张，但在当时并未被各方政治力量所接受。
转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14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对有关法兰西联盟的条款进行了修改。作为国家主权的表达，法律成为最好的唯一可以保障反抗压迫和少数暴政的东西。此文件不仅确认了诸多个人权利，而且还宣告了国民主权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
[61] Préci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2nd Ed.), p. 266。对于法国人民来说，对议会民主制的热衷和坚守的热情还没有彻底退去，在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宪法至上性还没有完全确立，合宪性审查与人权保障紧密联系的发展趋势还没有完全成为大家的基本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宪法委员会这样一个存在仅仅12年的机构在实施合宪性审查的实践上的确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而宪法第26条则对有关的情况进行了列举：（1）法律违反宪法，对宗教、社会公德、宗教信仰自由、个人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及法官终身任职原则造成侵害。这耐人寻味的转换和结局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必须超越法律条文，恐怕这只能从法国人民独特的民族个性以及法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Fran?ois Luchaire教授就认为之所以法国历部宪法中都重新确认他们对1789年《人权宣言》的忠诚，但却不规定任何的司法机制来予以保障，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国宪法思想的渊源，即卢梭和孟德斯鸠的宪法思想。1771年，为了粉碎高等法院对政府开征新税的抵抗，首相莫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逮捕和放逐了高等法院的130名成员，解散了巴黎高等法院和鲁昂高等法院，改由国务会议来行使它们的职权。
